刘以鬯（1918-2018）
【摘要】在冷战时期，马华学者忽视香港通俗文学的网络。为了更有力地进行文化政治论述，并对华语文化生产进行地区概念化，本文建议将言情小说等通俗形式理解为一个共筑的地区性华语圈。根据劳拉·多伊尔（Laura Doyle）的最新研究，这个地区性的华语圈只能被理解为帝国间的华语圈。本文解读香港作家刘以鬯的言情小说和移民故事，这些故事标志着对冷战时期世界格局的地缘政治清算。这一视角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方法来评估地区文学领域如何与冷战交织在一起，而不仅仅捍卫其“文学性”（literariness）。
香港和新加坡/马来亚帝国间空间的通俗文学
Popular Literature in the Inter-imperial Space of Hong Kong and Singapore/Malaya
作者：沈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APA]：Shen, S. (2022). Popular Literature in the Inter-imperial Space of Hong Kong and Singapore/Malaya. Prism, 19(2), 301-318.
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chàng）的长篇小说《星加坡故事》最早发表于1956年或1957年的《小说报》，故事的中心是两条追寻谜团的线索：一个是政治谜团，另一个是爱情谜团。女主角是一位名叫白玲的美丽歌手，她是这些谜团的关键。她对叙述者兼主角张盘铭（一个大致以作者本人为原型的人物）的一见钟情和随后的逃离，让作者从新加坡追到吉隆坡，再回到新加坡，白玲的过去之谜也随之为读者揭开。她是母亲婚外情的产物，仿佛命中注定要重复母亲的故事。她诱人的外表使她陷入另一个女人的婚姻。她非常努力，甚至一度成功地摆脱了这段往事，但另一个被揭开的谜团使她再次离家出走。原来，白玲曾经与一个名叫“胡阿狮”的肮脏人物有过不光彩的关系。这个人在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发了一笔横财，并在太平洋战争结束时逃入“大芭”。这个人是否就是1948年至1962年英国殖民政府在马来亚发动战争的共产党游击队员？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行为就像一个刻板印象中的恐怖分子，就像殖民宣传中对共产党人的描述。他威胁说，如果白玲不服从他的命令（立即与张盘铭解除婚约），他就会要了张盘铭的命。白玲当然不敢违抗他的命令，但她反过来又被逼上了绝路，最终自杀身亡。《小说报》是一份小报，由霓虹出版社出版，由美国新闻署（USIA）驻港办事处资助。该报于1955年6月开始在香港出版双周刊，发行范围遍及东南亚。1961年前后，美国新闻署以财政为由撤销了对该报的资助，这可能是该报不久后停刊的原因。台湾学者王梅香告诉我们，该杂志刊登了三种故事：一是反共故事；二是反共与爱情结合的故事；三是通俗的爱情故事。以香港美新处的术语来说，前两者是“意识形态故事”（ideological stories），最后者则是“无害的故事”（innocuous stories）。
我们在阅读《星加坡故事》时，究竟是强调意识形态内容，还是强调爱情情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认为这两个谜团中的哪一个才是叙事要解决的首要秘密。社会学家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认为，“谜团”（mystery）不仅是一种叙事的虚构，还是一种对现实的形而上学和哲学的态度。博尔坦斯基认为，国家权力通过对现实的排序和监控而体现出来。他说：一方面，我们有个体行动者在日常情境的多样性中实际体验到的现实；另一方面，我们有作为一个整体的现实，它建立在自称普遍适用的格式、规则、程序、知识和测试的框架之上，它是一个由诸多机构维系的现实，诸多机构决定了这个现实的形态。在现代，这些机构被整合在”国家的权威之下“。悬疑是侦探小说和间谍小说等流派的核心，”源于质疑现实的真实性”。叙述者兼主角张盘铭不是侦探，因为他并没有始终如一地追寻白玲谜团背后的真相。但是，当我们跟随白玲的行踪，见证围绕这个人物的谜团如何解开时，“现实之现实”（the reality of reality）仍然是一个值得问的问题。白玲在丛林中与共产党人的间接联系是她陷入情感死胡同并导致自杀的主要因素吗？抑或是故事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附带因素（白灵与橡胶园大亨的婚外情、大亨妻子对她的公开诽谤、她的酗酒，甚至是张盘铭对她自以为是的责难）促成了她死亡的悲剧？这个故事本应达到某种宣传目的，谴责共产主义的罪恶，但它的叙事轨迹却不断偏离这一目标，沿途提供了各种干扰因素，这让我们不禁要问：“现实”究竟是什么？吴国坤指出，读者从未得知胡阿狮的真实身份：“胡阿狮很可能是一个三重间谍（为英国人、日本人和共产党人工作），但战后他继续在丛林中为共产党人战斗，策划对英国人的武装颠覆。他的身份始终没有被揭开。”事实上，故事虽然没有解开这个谜团，却利用了人们的共产主义焦虑。白玲在给张盘铭的最后一封信中泄露了所有秘密。她写道：
毫无疑问地，这失踪多年的胡阿狮现在已经是森林里的“恐怖份子”了。你是一个新闻记者，当然会知道“暴徒”在星马一带的种种，胡阿狮说要怎么做，他会有很多办法可以做到的。
这段话虽然使用了“毫无疑问”一词，但实际上并没有证实胡阿狮是共产党员，而是针对被大众媒体传播和助长的人们对共产党人的恐惧（“你是一个新闻记者，当然会知道……”）尽管情感已经足够真实，但现实的真实性仍未得到证实。有趣的是，这篇报道在2019年重新发表时被删除了。这一编辑选择或许表明冷战已不再重要，但它确实表明这种情感已不再真实。
这样一个故事与讲华语的马来亚/马来西亚或新加坡文学有何关联？我们该如何讨论这一冷战文化标本的政治意义？当然，我们可以将这个故事视为冷战阴影下文化传播的一个案例研究，最近的一些研究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但是，文学史编纂者未能解释这样一个文本，或者说未能解释它所代表的地区文化基础设施（regional cultural infrastructures）。通俗文学，尤其是以市场为导向的通俗文学，一直是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症候性空白，它证明了不同的社会条件塑造了不同华语地区的文学史写作。香港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现代文学史都反对将“五四运动”放在首位，但这两个地方对另类话语的处理也不尽相同（尤其是对通俗文学的地位的态度）。20世纪80年代后撰写的香港文学史对大众市场的通俗文学采取了接纳的态度，但在目前对新加坡和/或马来西亚华语文学史的讨论中却找不到类似的倾向。本文将以通俗文学为楔子，撬开现有的以地域为中心的文学史中一些基础性的批评话语。这一新的研究方向旨在为更有力的文化政治论述和地区性的华语文化生产概念化开辟道路。我认为，言情小说等流行形式产生于并共同构成了一个地区性的“华语圈”（Sinosphere）。根据劳拉·多伊尔（Laura Doyle）最近的研究，这个“华语圈”只能被理解为“帝国间”（intermperial）。在本文的前半部分，我将从三个方面讨论“帝国间性”（interimperiality）这一概念如何为冷战阴影下的地区政治动态提供新的理解，进而为通俗文学的审美条件以及作家的旅行和文学作品的流通所促成的香港与东南亚的联系提供信息。在第二部分中，我将讨论著名作家刘以鬯如何在言情小说中反思和阐述“帝国间”。将通俗文学写回文学史不仅是一个体裁问题，因为它的遗漏揭示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政治概念化方式。新加坡著名文学史家方修在1959年承认，通俗文学存在于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公共文化中。他在当年的马华文艺年鉴中提到了一本名为《蓝皮书》的香港侦探小说杂志。在他看来，这就是不健康的“黄色文化”。新加坡政府曾成功地发起了一场反对“黄色文化”的运动。方修对“黄色文化”的描述相当具体：不但那些诲淫诲盗，侦探打斗，鬼神迷信的文字，随着若干小报的被禁止出版，失去了孳息蔓延的窝窟，就是一些在大报上自鸣得意的港派传奇，也见机敛迹了。这类传奇，从去年底起，就每日出品一篇，遇到“难产”的时候，便把“蓝皮书”里面的东西拿来改头换面，内容无非是一男一女，在海滨、公园或车上邂逅，于是产生了“奇异的爱情”。据编者郑重介绍，这些都是“good story”呢。
方修是一位偏左派的文学评论家，他对通俗文学的否定并不令人惊讶，却令人担忧。在太平洋爆发之前，南洋文学的通俗化讨论中已经出现了许多相同的论点。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参与这场讨论的大多数作家都认为，“通俗化绝不是庸俗化”，他们声称：至于“通俗文学”读物的有趣，我们不是要像张恨水和不肖生的一类的作家，他们是低级趣味的作家。
然而，通俗文学与文学史编纂学的隔绝与现有的政治划分并不一致。“非左派”或“右派”文学评论界似乎也很难接受五、六十年代通俗文学的激增。有关香港与新加坡/马来亚的联系，迄今最受关注的文学刊物是《蕉风》杂志、这两份刊物均由友联出版社出版，并得到了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学者们经常讨论《蕉风》的政治取向和文学质量，但并没有真正触及纯文学和“俗文学”（通俗文学）的划分问题。劳拉·多伊尔借鉴了近期有关帝国（尤其是早期的非西方帝国）的世界史学术研究，以及“存在的关系性”（existential relationality）的现象学论述，并探讨了“帝国间性”的概念。多伊尔解释道：“尽管有兴衰之说，但世界帝国及其各种现代化项目并非按部就班地存在。它们相互重叠、相互争斗、相互借鉴，通过跨文化的过程形成了彼此。”尽管多伊尔将“帝国间性”一词应用于各种历史情境，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从这一角度考察20世纪中期的华语研究。在我看来，多伊尔的论述有助于我们从三个方面加深对冷战以及地区间（interregional）和地区内（intraregional）文化动态的理解。首先，多伊尔看到了相互竞争的帝国权力动态，明确地体现在它们相互竞争的“管理和‘征服’‘存在的关系性’这一动荡领域的愿望”，而不仅仅是“对利润的渴望”。这一观察有助于我们理解香港和东南亚华人在地缘政治关系领域中的地位。其次，“帝国间性”一词不仅描述了同时代帝国之间的关系，也描述了不同时期帝国之间的关系。早期帝国的沉淀历史，以及它们与其他帝国的联盟或竞争，可以通过研究它们在人类记忆中留下的痕迹、技术或文化形式的物质性（materiality）来获得。所谓的“破碎区”（shatter zones，“战略性的帝国间的地区，因资源和地理位置而一再被争夺”）为这些记忆和文化形式提供了特别丰富的储备。第三，多伊尔认为，这一概念“号召批评家研究文学如何不断重塑催生其创作的地缘政治经济”。与此同时，她对地缘政治提出了新的理解，使地缘政治不再仅仅是国家或民族行动者的专属领域，而是承认个人的能动性，即个人有能力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纠缠不清的权力关系，而日常的斗争又能防止个人沦为超级大国斗争或国家间政治的棋子。多伊尔认为，帝国间的状况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处境，它同时生活在邻里、宫廷、路上、身体里，以及政治事件和新闻的侵扰中”。“帝国间性”植根于“存在的关系性”哲学，导致能动性“不再是自主性的一个方面，也不主要是个人的、单向的，而是辩证的，它总是已经相互依存地产生”。我认为，对能动性的这种关系性方法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对冷战文化政治的理解。在文章的其余部分，我将探讨这一概念对探讨冷战时期香港和东南亚的华语文化的影响。我们通常以二元对立的僵化视角来看待冷战，但这种视角无法捕捉到社会世界中的关系。这一时期的政治力量博弈不仅包括新旧帝国之间的谈判与合作，或在地区范围内自上而下地实施帝国基础设施。此外，还有一些横向网络，它们既是帝国权力分配的产物，也是帝国权力分配的阻力。许多历史学家对冷战时期香港、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政治结构进行了研究，这些政治结构超越了直接的地区范围。我将借鉴这些已有的学术成果，描绘影响华语文化生产的地区政治力场。例如，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认为，冷战见证了帝国主义的新格局，这种新格局“不再强调基于民族间先天差异，也不再强调优越和剥削的必然命运”，而是“以发展（development）为导向”。帝国主义因素在于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强大优势国家将启蒙计划强加给新兴国家。虽然美国在冷战中的角色符合新帝国主义的描述，但大英帝国（帝国主义的旧形式）在香港和新加坡/马来亚等地肯定没有消退。麦志坤（Chikwan Mark）和罗曼丽（Priscilla Roberts）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实例，说明香港殖民政府如何在某些事务上寻求美国的帮助，同时又在另一些事务上削弱美国的影响力，从而上演了罗曼丽所说的“平衡杂技”（acrobatics of balancing），以维持英国对香港的控制。香港的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能够在其他亚洲国家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它是参加朝鲜战争的英国士兵的军事基地，在越南战争期间则是美国必要的休整和获取重要战争物资的地点。这些事实表明，地区关系的建立还得益于这座殖民城市嵌入了多个帝国轨道中。新旧帝国都将“海外华人”视为冷战时期的政治支点。周爱灵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该研究详细描述了新儒家学者在有关大学目标、教学媒介和社会地位的辩论中，如何调和并抵制美国的反共政治议程和英国的殖民主义心态的复杂过程。殖民官员经常在大英帝国版图上的不同地方（特别是新加坡和香港）之间进行交叉参照，以评估华人在中学之后的教育机构的政治影响。对于陷入去殖民化热潮的东南亚民族国家来说，关键词是“独立”（independence）。然而，高夏（Christopher Goscha）和克里斯蒂安·F·奥斯特曼（Christian F. Ostermann）认为，去殖民化和冷战的历史以极其复杂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因此获得独立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正在发挥作用的地区和全球权力结构。约瑟夫·M·费尔南多（Joseph M. Fernando）描述了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马来西亚首任首相，被称为“国父”）领导的新独立政府如何抵制英国和美国的要求，后者要求马来西亚加入冷战联盟“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这表明，去殖民化并没有那么容易转化为“自主”，而是更直接地转化为“杂技”——玩弄权力和玩弄语义，以保持中立立场，避免“直接卷入冷战时期在东南亚的长期代理人对抗”。费尔南多评论说：“马来亚的独立运动并非发生在真空中。”这与多伊尔的观点不谋而合。正是“管理和‘征服’‘存在的关系性’的动荡地带”的愿望，清楚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帝国间的权力动态。这里的“关系性”不仅指马来亚/马来西亚与冷战中的主要国家（即美国、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还包括与东南亚其他新兴国家（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关系。从帝国间的视角来看待冷战，可以让我们描绘出权力等级之间的多向度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的间歇期，华裔在不同的关系线之间并不安宁。我手边的专著项目研究一个由美国支持的文化组织——友联出版社（Union Press，UP）。美国急于通过干预文化生产，将“海外华人”（这一术语没有充分表明东南亚华人的异质性，但在冷战期间被广泛使用）的政治取向向特定的方向倾斜。在为“海外华人”计划提供资金的亚洲基金会看来，基于东南亚的历史贸易网络，以及1949年后从大陆涌入的大量文化工作者，香港在文化生产和流通方面具有优势地位。同时，亚洲基金会也担心大陆文化工作者和文化产品从香港流向东南亚会对东南亚民族国家的主权疆界构成威胁。在下文中，我引用了亚洲基金会档案中的一系列交流资料，以说明友联出版社侨领与祖国以及新加坡/马来亚的关系被纳入了争取红色中国华人学生的考虑因素。这一政治需求使得这一华文组织具有了最初的价值。侨民的含义是一个政治话题，在地缘政治领域进行辩论和解决，而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文化问题，它涉及到与“祖先关系”或个人选择有关的复杂议题。1958年10月，亚洲基金会邀请理查德·考富林（Richard J. Coughlin）对新加坡/马来亚和曼谷大学的表现进行评估。考富林批评友联出版社的领导层在提拔本地人才方面做得不够，他表示：“我认为应该发现和提拔本地的领导人才，友联出版社很久以前就没有这样做，是一种失职”。他认为，现在的香港人……似乎有意……在东南亚主持大局。”他还提到，目前的领导层不愿意学习当地语言，并指出：许多目前的友联出版社领导层在那里生活了几年，却没有努力学习哪怕是市井马来语，而马来语可能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语言之一。
作为对这一批评的回应，友联出版社的创始人之一许崇智（William Hsu）表示：同意……目前在新加坡、马来亚和曼谷的负责人或许应该学习当地语言，但要有条件。有些人……不擅长学习语言。此外，友联出版社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工作几乎全部是与华人打交道，在这里，通常掌握华语就足够了。在这份报告被送到位于旧金山的亚洲基金会总部后，项目主任约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逐条思考了考富林对友联出版社的批评，他最终得出结论：“鉴于友联出版社是一个与马来亚/新加坡的中国学生合作的华人组织，它的计划似乎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沙利文澄清道，他之所以得出这一评价，是提醒自己和亚洲基金会的同事们注意友联出版社这样的文化组织的政治目标。这一些交流记载突显了纠缠在一起的文化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一边是书面和口头形式的中文，另一边是友联出版社在香港和东南亚之间的循环网络，它们为冷战时期的政治地区主义提供了基础。许崇智试图提醒亚洲基金会，书面中文可以促进编辑与读者之间不同于口头中文的交流形式，但这一提醒被置若罔闻。这个好例子说明，流动中的人们和文化经常会进入多种多样的关系性形式。在有关冷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华人社群的传统研究中，我们偏爱二元对立——左与右、旅居与定居、霸权与抵抗、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帝国间的概念将文化基础设施与帝国并列起来。与这些二元对立的术语相比，这个概念可以提供更有活力的解释。这一概念还引发了对较少被研究的运动轨迹（trajectories of movement）和更微妙的联系形式（forms of connectivity，香港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或整个东南亚的联系）的讨论，而不仅仅是那些与冷战道路相一致或相悖的联系。通过关注早期帝国主义的历史，尤其关注日本帝国发动的早期战争，这一概念悄然解决了冷战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时期化（periodization）问题，这些历史构建了中国人对冷战的想象。接下来，我将提出通俗文学这一文化领域，容世诚和雷勤风（Christopher Rea）等学者令人信服地表明，与民族或地方文学模式不相适应的文化领域是观察华语文学及其帝国间地位的另一块沃土。20世纪40年代末，从上海移民到香港的作家刘以鬯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担任报纸编辑。在1952年至1957年的五年间，他每月在当地主要华文报纸《南洋商报》上发表三到十篇小说，笔名“葛里哥”。这些故事确实是方修在上文描述的那种“good story”和浪漫奇想。大约在同一时期，刘以鬯还向美国新闻署赞助的香港通俗文学杂志《小说报》投稿。其他撰稿人包括马朗、李维陵、万方、黄思骋等作家，他们与刘以鬯一样，也是香港文学现代主义早期阶段的关键人物。这场现代主义运动的大本营是一本名为《文艺新潮》的杂志，由罗斌的环球出版社支持。当方修在他的年鉴中提到同样由罗斌出版的纸质小说杂志《蓝皮书》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接触到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网络——这个网络打破了高雅的“纯文学”与中低档通俗文学之间的僵化划分，而且这个网络与政治力量和商业利益都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解读这一网络与冷战政治和资本主义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非常符合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新加坡和马来亚左派的政治议程。然而，当时的左派批评家并未充分考虑这一跨国网络的复杂性。1960年，他们批判美国赞助的《蕉风》杂志。那时，左派试图将一个多元的、多变的文化领域纳入“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的理论）之间的二元对立中。因此，左派批评家未能反思自己在帝国间的地位。像刘以鬯这样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太引人注意，左派批评家认为他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或突出的人物，毕竟他不属于严肃文学，也没有明确的政治宣言。王梅香引用了刘以鬯在《小说报》上发表《星加坡故事》的授权书，其中写道：“该故事是根据新加坡美国新闻处的建议写成的，美国新闻处建议多写以马来亚华人为背景的故事，反共题材要处理得含蓄，以免被打上‘纯粹宣传‘的烙印。”用劳拉·多伊尔的话说，美国新闻署鼓励作家将故事背景、人物或情节的某些方面与东南亚紧密联系起来，这反映了美帝“管理和‘征服’‘存在的关系性’这一动荡领域的愿望”。作为新兴帝国主义强国，美国与新兴的去殖民化国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华人与共产主义祖国和他们在所谓自由世界中的家园的离散关系被美国重构。美国新闻署定义的地区主义主流话语并不太关心作家个人对东南亚的了解程度，甚至不关心他们是否有过在东南亚生活的经历。然而，与《小说报》的其他香港撰稿人相比，刘以鬯更热衷于书写移民劳工和旅居知识分子，我们可以从他在1958年到1959年发表于《南洋商报》的短篇小说中看出这一点。如果我们将刘以鬯为《小说报》撰写的言情小说与他在同一时期发表在当地报纸《南洋商报》上的小说进行交叉对比，就会发现它们有着相似的基本模式，都是将移民、流放和离散等主题与儒家道德主义对立起来。同样的叙事形式表明，刘以鬯将自己在不同地方（新加坡、马来亚和香港）的寄居经历转化为作品。与《小说报》的作品相比，《南洋商报》上发表的故事几乎没有文学修饰。我们不难想象，作者是在茶馆闲聊时无意听到这些故事，或是在一些小报上读到这些故事。例如，《过番谋生记》描述了移民劳工阿祥对被遗弃在中国家乡的妻子命运的哀叹。《牛车水之晨》和其他几个故事主要讲述了沉迷于赌博或因轻微犯罪而被捕的男子的故事。这些故事通常传达了男子向母亲或女儿等女性家庭成员表达忏悔和悔恨之情。在刘以鬯的故事中，还有另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在异国情调的现代都市中，一个孤独的男人偶然邂逅了一位神秘而诱人的女人。在大多数故事中，女性角色都讲述了因贫穷或丈夫虐待而被迫卖淫的令人心碎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有出人意料的转折或复杂情节，这些元素可以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减轻他们对公式化元素的厌倦。例如，在《皇家山艳遇》中，一个初次来到新加坡的乡下男孩邂逅了一位迷人的女子，并跟随她进入了一座豪华的住宅。就在他们的关系逐渐升温的时候，他发现她拥有超自然的力量，她留在他衬衫上的泪滴是血。在《惹兰勿刹之夜》中，一个男人去寻找职业妓女，而她竟然是他以前的同学和恋人。当我们以为这是一个关于女人堕落的标准感伤故事时，结局却揭示出一个打击卖淫的阴谋，而身为卧底警察局长的男主角陷入了双重困境，不知道自己的同情心和正义感该何去何从。同样，《过番谋生记》的情节也很传统，它讲述了一个勤劳的移民在发财后挑选了一个马来女人为妻，但故事的结尾却变得更加复杂，它描写了留守妻子的妄想心理状态。我们遵循约翰·卡韦尔蒂（John Cawelti）的论点，即写作公式“可以加速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因为公式的作用是反映某种文化中读者群体共享的价值观和假设”。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刘以鬯的移民叙事往往是围绕“做一个忠诚的丈夫、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和一个正直的人”的美德而展开的道德故事。刘以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有关移民经历的写作模式。上文讨论的那些出人意料的转折或许会被解释为一位独具慧眼的作家的天赋，他只是想抓住读者的注意力，而没有过分偏离公式化的故事情节。然而，我们也可以将刘以鬯的创新诀窍视为不仅仅是吸引读者的叙事钩子，而是移民生活中社会形式和社会制裁层面上的商榷。西奥·德哈恩（Theo D'haen）、莱纳·格鲁贝尔（Rainer Grübel）和赫尔穆特·莱森（Helmut Lethen）等学者认为：“每一个涉及文学作品的法庭案件都一次又一次地表明，文学惯例和社会规范之间确实存在着非常细微的界限，而这也成为了争论的持续根源。”换句话说，尽管我们不能直接将文学形式（如体裁）等同于社会形式，但二者并非完全没有联系，尽管二者的交集或重叠之处往往难以确定。当将这些公式化的移民故事重新编织为更为复杂的故事时，传统与创新之间的滑动尺度倾向于创新的一端。刘以鬯对反儒家的女性角色的描绘体现了创新，尤其是在道德观念方面。在这些故事中，刘以鬯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女性角色，包括妓女、出租车舞女、护送女郎和夜总会歌手等典型角色，符合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通俗言情小说的一般模式。刘以鬯没有将这些女性从道德中心赶出，展示她们如何被资本主义腐蚀，屈服于自己的虚荣心，而是通过赋予她们更多的空间流动性，给予她们更大的自由。他仿佛在提醒我们，尽管她们最终可能无法满足儒家对她们表现得像一个得体的女人和一个孝顺的妻子的期望，但她们至少可以离开或让位，即使是暂时的。例如，在《蓝色星期六》中，女主角离开中国大陆后，在越南、马来亚、新加坡和香港之间来回穿梭。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刘以鬯对传统，包括对儒家道德主义的挑战，就像他的故事再现和更新了言情小说类型的审美传统一样。因此，他故事情节中令人惊讶的转折不仅表明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而且揭示了他对自己所处文化领域模式的独特解读。评论家指出，刘以鬯喜欢重复。例如，林方伟指出，《椰树下之欲》和《星加坡故事》这两个故事其实是对先前发表的故事的重写。阿巴斯（Ackbar Abbas）在分析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时，认为重复是造成这两种情况的原因（主角们的恋情如何开始，如何结束）。阿巴斯断言：“每一次重复都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在我读到它时，原创性可以被理解为创新的驱力，有时表现为一种强迫。
《蓝色星期六》是为《小说报》撰写的一个“无伤大雅的故事”，它讲述了一种强迫性的欲望，最终导致身为作家的叙述者陷入悲剧性的重复模式。故事以一种阴森的基调开始，描述了叙述者在赛马场与女主角夏莓仙的偶遇。到了夏莓仙家，他很快发现，院子里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她的名字。叙述者刚刚遇见的夏莓仙是一个死去的女人吗？她是亡灵吗？刘以鬯拒绝用传统的鬼故事框架来结束故事，而是透露叙述者四年后再次来到赛马场，表面上的目的是充实他正在创作的短篇故事。这个故事的灵感恰好是他四年前发现的墓碑。不出所料，他再次遇到夏莓仙，并立即认出了她，因为她和四年前一样穿着同样的蓝色连衣裙，上面别着一朵花。夏莓仙给叙述者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啊——他对她的外貌记得一清二楚！这个故事呈现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重复，让不同的事件相互重叠和镜像。与此同时，乍一看似乎是一种创新的转变，结果却相当传统。例如，我们最终发现，夏莓仙从一开始就故意寻找叙述者，因为他与她死去的丈夫有着非常相似的外表。她打算利用这次遭遇，以便重温自己的过去，以悔改她认为导致丈夫死亡的早期肆意行为。但最终，夏莓仙让叙述者扮演她前夫的角色，间接导致了孩子的死亡和婚姻的破裂，将男人的生活变成了她自己的镜像。这个故事颠覆了儒家对女性端庄、有责任感的期望，因为夏莓仙的向善欲望（弥补她所造成的伤害）让她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蛇蝎美人。这个故事本质上是侨民的隐喻，尤其因为这个故事描绘了大量的运动。夏莓仙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我们得知，她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后，又启程前往西贡——似乎试图逃离社会习俗的理性和必然性。然而，道德并没有被抛在身后，反而困扰着这个自由自在的角色，让她变成了像一匹赛马一样跑在预定道路上的人。《蓝色星期六》显然没有提及任何政治主题。1956年8月，美国新闻署的一份备忘录解释了为什么该机构有兴趣资助出版这样的故事。香港办事处希望华盛顿批准出版四篇故事，前者表示：“所有这四篇故事都是无害的故事，应在适当的时间间隔插入它们，以避免这本受欢迎的出版物被认为是美国新闻署（处）用作宣传目的的工具。”是什么让我们将《蓝色星期六》与《星加坡故事》联系起来？我在这两个故事中发现，与运动相关的创新与由个人无法控制的力量构成的一些潜在模式之间存在着类似的张力。这种张力在《星加坡故事》的结尾处得到了体现，旁白感叹道：“几时才可以自由地走入马来亚的森林里去散步？”然而，当故事在《蓝色星期六》中重新发表时，最后一句却变成了恋人的哀叹：“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我认为，作者敏锐地意识到冷战期间构成通俗文学生产的地缘政治领域。即使是“无伤大雅的故事”也无法超越冷战势力构成的“存在的关系性”。这个故事可以表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大陆移民的帝国间地位，他们小心翼翼地穿越道德和政治雷区。最后，我们可以回到如何讨论这一冷战文化样本的政治问题。王梅香分析了美国新闻署档案中记录的中国作家为使他们的故事符合美国政府的政治目标而采用的不同策略。一些作家将他们的故事设定在当代事件的背景下，并根据这些事件的描述发展出明确的反共主题。与此同时，其他作家则将爱情故事和政治讨论作为独立但平行的线索来发展。在一些作品中，浪漫的情节蕴含着隐藏的政治叙事，但另一些作品则根本不涉及政治。同样，吴国坤认为，美国新闻署对故事听起来过于政治化的风险很敏感，而是更喜欢“平衡的输出，其中‘四分之三的故事使用反共主题’，剩下的四分之一无伤大雅。”写作应保持在“通俗的低水平”。尽管题材多样，故事的内容发挥了政治作用。我上述提到了对冷战文化政治的更广泛结构性解释。我建议我们阅读关于帝国间“力场”的通俗文学，其中，华人被认为在亚洲冷战整体政治格局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刘以鬯的故事中，无论这些作品是否直接影射共产主义，这种类似的模式都将离散主体的流动性与例行公事的死气沉沉对立起来，而人物一次次回到例行公事的死气沉沉之中。新加坡、马来亚和东南亚提供了一个异国情调的背景（某种新的疆域），它构成了这种张力的必要成分。我认为，刘以鬯的文学模式反映了冷战时期主要政治力量所管理的、“存在的关系性”的模式化世界。在我看来，这种镜像表明了刘以鬯对他所处的政治环境的认知，也表明了他对整个现实世界的地缘政治清算，即使在刘以鬯的作品未能满足美国新闻署的宣传议程时也是如此。这一视角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空间，将那些迄今为止被忽视的文化产品纳入新加坡和马来亚华语文学史。它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方法来评估该地区的文学领域如何与冷战交织在一起，而不是仅仅捍卫其“文学性”。刘以鬯的的例子表明，置身于政治力场与提供愉悦的阅读体验当然并不一定相互矛盾。认识到文学生态与全球社会政治状况之间的联系，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香港和东南亚华语文学中的某些文学运动，如现代主义及其神话化的现实主义对立。【延伸阅读】